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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经济能源话题为例_商务外语研究

2020-04-08 14:55能源经济 人已围观

简介新疆城市建设作者简介:刘立华,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话语研究,跨文化传播 摘要:《纽约时报》是西方的主流媒体,它的言论影响着整个美国甚至是西方的舆论走势。本项...

  作者简介:刘立华,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话语研究,跨文化传播

  摘要:《纽约时报》是西方的主流媒体,它的言论影响着整个美国甚至是西方的舆论走势。本项研究以话语分析中的“对话性”为理论和方法论基础,以话语中的“对话性”为具体切入视角,具体考察《纽约时报》2001年至2008年期间发表的有关中国经济能源的社论,旨在发现《纽约时报》在建构社会舆论,影响受众时所运用的话语对话性策略。本文研究认为,在《纽约时报》倡导合作,试图保持中立的话语传播体系中,似乎是在建构一种平等的对话视角,但是进一步的分析表明,中国在这一话语体系中只是作为一个背景化的客体出现,其声音没有得到应有的凸显。

  话语分析是近几十年中发展起来的以语言学为基础的研究方法。本研究以话语分析的理论和研究方法为基础,对2001—2008年有关中国经济能源话题的社论进行研究,以期发现《纽约时报》新闻话语在建构中国国家形象时所采取的话语策略及其背后的话语体系机制。我们以“China”为关键词,日期限定为2001年1月1日至2008年12月31日,在《纽约时报》社论栏目中共得到社论488 篇。我们选定的语料只涉及社论(editorial),对于“editorial notebook”和“editorial observer”两类评论性文体不做统计。在所有《纽约时报》发表的涉及中国的社论中,有些是直接以中国问题为内容,例如2007年3月15日发表的社论:“中国类型的议会”,我们把这类社论称为:直接评论中国部分。而有些则是提及中国,例如在朝核问题、伊朗核问题、苏丹问题等国际问题时都提到中国,在以上类型的社论中,《纽约时报》虽然不是直接评论中国,但是对中国的提及也反映了一定的态度或是立场,我们把此类社论归为:提及中国部分。在本项研究中我们只侧重直接评论中国的社论,提及中国的社论只是我们研究语料的补充。表 1 是《纽约时报》社论的年份分布,表2则是对华社论的主题分布情况。

  话语(discourse)这一术语的外延非常广阔。从语言学的意义上理解,话语是指大于句子的意义单位。话语和语篇(text)因而是两个可以互换的术语。语篇这一术语更多地被欧洲学者使用;而北美学者则喜好话语这一术语。话语这一术语由于法国思想家福柯的贡献而使其外延不断扩大。简单来说,如果我们对福柯的论述进一步加以分析,我们可以剥离出话语的三种意义。福柯首先把话语描述为所有的陈述。也就是说,所有有意义的言语或是语篇,而且能够对现实世界产生效果的话语实践都被认为是话语,这是一个比较宽泛的定义;福柯有关话语的第二个定义则是指某一群体的陈述,也就是言语的某一群体特征,它们在某种程度上具有规律性,而且具有共同的连贯和力量。按照这一定义,我们可以讨论女性话语,帝国主义话语等等。福柯的第三个定义可能是在许多理论家中产生共鸣最强烈的一个定义:话语是用来解释陈述的有规律的实践。他在这儿关心的不是具体的言语或是语篇,而是能够产生特定语篇或是言语的规则和结构,也就是话语背后的规则,即话语背后所蕴含的制约话语具体语言实现的文化模型和意识形态。这一定义中重要的正是话语是由规则所制约的本质。值得注意的是,在大多数话语理论著作中,以上定义可以互换,互有重置。

  话语分析作为一个术语自Harris于1952年在《语言》杂志上发表题为“话语分析”的论文至今已有近六十年的历史。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话语分析主要以语言的形式为分析视角,侧重分析大于句子的语言单位。随着社会语言学、美国功能语言学以及系统功能语言学的发展,话语分析这一学科也不断壮大。随着“话语”这一概念外延的不断扩大,话语分析的研究范围也逐步扩大。在话语分析的研究范式中,话语与社会的动态关系(语篇与语境的关系)一直是学者关注和研究的重点。话语分析的代表人物van Dijk认为,一种涵盖认知的语境研究方法能避免一种孤立的社会语境理论。没有个人信念,思维表征及过程,就没有个体及个体选择的差异。所有一般抽象的社会语境理论都意味着:社会条件X必然会导致文本结构Y。从机率上讲,这种关系不成立。语言使用者只有按自身情况去表征社会情景条件,他们才能各自适应不同社会环境,因此不同语言使用者在同一情景说话方式也不尽相同,即便他们有相似的社会特征。虽然我们对话语和语境之间的具体运作还不是很清楚,但是总整体上来讲,话语和语境之间的关系不是简单的反映与被反映的关系,而是一种建构和重构的关系,即话语不仅反映社会,而且在建构社会。社会不但是话语意义的源泉,也是话语(形式)前进的动力。如果我们把对语境的研究看作是话语分析的第二个阶段,那么话语的建构特征的研究则构成了话语分析的第三个阶段。但是,需要指出的是,对话语能动性的研究其实也是话语与语境动态关系研究的一个方面,只是侧重点发生了改变。话语的建构特征或是能动特征主要包括以下的议题或是课题:话语的权力、话语对社会群体的建构、受众对话语的接受或是抵制等。以上对话语与社会动态关系的思考促使话语分析研究范围的进一步扩大。话语分析的理论基础不再局限于语言学,其他学科的研究范式,例如社会学、社会心理学、新闻传播、认知科学等也为话语分析的发展提供了动力。从事话语分析的学者也不再满足对大于句子单位的语篇的语言学描述,而是试图发现话语背后的权力运作关系,进而探讨话语与社会的建构与重构关系。

  话语的权力首先来自使用该话语的机制、机构或是个人。通常认为,有权力的群体会产生有权力的话语,这种话语的权力通过一定的渠道传播,控制其可及性(accessibility)、传播的渠道、规模、方式等。具体到语篇的内部,则表现为一定的体裁类型、布局、题目、话语策略等等。没有具体施加对象的权力则不是权力,因此,某一权力类型的最终任务在于影响或是改变受众,进而达到一种“理想群体”的建构,即塑造一个符合权力所有者要求和理想的群体。但是,话语的权力不同于强制权力。后者往往通过一种国家机器来保证其权力的及时实施,例如军队、警察等。话语权力是一种软权力,受众对其可以信赖,也可以抵制。从这一意义上来说,话语软权力的成功传播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受众对话语的态度。从话语传播者的角度来考虑,作者应该运用恰当的话语策略来保证话语权力传播的成功;从受众的角度来说,话语权力的作者应该在某一限定的框架内充分考虑受众的接受能力和方式。因此,从话语作者的角度对受众的充分考虑和顾及构成了话语权力传播的一个重要的相对宏观的话语策略。

  如果把话语界定为一种维护或是改变世界现状的动力源泉,那么话语策略则是完成话语目的的手段。也就是讲话者为达到某一目的而采取的修辞策略。在这一定义中,我们很明显地采取了一种建构主义的视角,语言的描述功能被背景化,语言的能动作用,或是话语的效果得到了放大。话语不再是一种描述现实的工具,而是建构现实的一种手段(Renmka,2004)①。

  索绪尔认为,各种符号不具有确定或是基本的意义,符号与符号之间的差异构成了符号意义的来源。举例来说,关于父亲的意义,除非涉及并根据它与其他有亲属性质的术语,如母亲、女儿、儿子等等的区别,否则很难定义其意义。符号之间的差异或关系构成了意义产生的基础。没有差异,意义就不存在。但是巴赫金没有像索绪尔那样把语言当作一个客观的体系来研究,而是从意义是在两个或是更多说话者之间的对话里得以维持的角度来研究意义。巴赫金认为,意义不属于单个的说话者,它在不同的说话者之间的给与或是获取中产生出来,词语在语言中有一半是属于他人的。只有在说话者占用词语,用来表达自己的语义倾向时,它才成为自己的。重要的是,词并不存在于一种中立的和非人格的语言中,而是存在于别人的口中,为别人的意向服务。这使我们得以进入意义的争夺,打破单一的意义联想并赋予词语以新的变化。巴赫金认为,意义通过对话建立起来:它根本是对话性的,我们所说的和所意味的任何事,都因为与别人的相互作用和影响而改变。意义是在对话中通过参与者之间的“差异”而显示出来。简言之,他者”才是意义的根本。

  受巴赫金的影响,Voloshinow②(1995)认为对话性也可以从广义上理解,不仅可以指人与人之间直接的、面对面的、发声的口头交际,也可以指任何一种形式的言语交际,比如,一本书、一个言语行为、一部电影等。话语的这种对话性进而被看作是话语或语篇中存在两个以上相互作用的声音,它们形成同意和反对、肯定和补充、问和答等关系。

  话语的对话性特征引起了不同学者的广泛关注。Chafe(1982)认为,作者在传达意图的同时必然要试图与读者或是受众建立一种连带关系,进而表现为话语的参与策略。Chafe(1982)随后指出了参与可能包含以下的特征:细节与意象、第一与第二人称代词、行为与主体、加强词、直接引语与对话。Chafe认为参与或是分离的程度与语篇类型有关。会话和叙事更多地运用参与策略;而学术话语语篇以及其他某些非叙事语篇更多地使用分离手段。

  评价理论在系统功能语言学的基础上对话语的对话性特征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介入系统则是对对话性的语言学的发展。Martin和White(2005:97)认为,介入系统是用来描述那些把某一话语或是语篇建构为一个多声的场所的意义类型。这一多声性的话语场所混杂了对先前话语、不同的观点的话语以及(作者)期待产生的话语。根据话语对话性特点的不同,话语中可以呈现不同的介入类型。

  社论话语的建构性本质凸显了话语的能动效果。就《纽约时报》社论的受众来讲,主要包括国外读者以及中国读者(该部分社论主要是对华社论),因此其期待的理想读者应该是中美双方的精英阶层。就《纽约时报》来说,鉴于其根植于西方的话语传统③,对话性构成了其社论话语的一个明显话语特征。对话性涉及的是一种对受众的考虑,较少顾及受众的话语的对话性程度低,反之其对话性程度就高。因此,对话性指的是作者跟潜在的读者之间的关系。任何一种话语,特别是政治话语,都会致力于与潜在的读者或是受众建立一种联系或是表达一种权力,进而形成与话语中的个体或是与潜在的持各种立场的读者之间的对话关系。因此,在本项研究中,我们把受众策略看作是一个制约整个社论话语对话性的上层概念。社论对话性对受众的考虑又具体表现在话语的意义层面和语言层面。在话语意义层面,包括国际、中美两国的利益诉求以及两国之间的合作和协商,也包括社论对两国国家的指责和建议,以上话语构成了社论话语与两个国家精英(话语)对话的基础和互动的渠道;对话性策略还具体表现在语言层面,主要有态度词的运用、代词的运用以及其他能表达语言能动性的词汇语法形式。话语策略的分析框架可以用表 3 来表示。值得注意的是,社论话语的具体策略并不限于我们在表3所列出的部分,鉴于社论话语的特点和本文的研究目的,我们主要侧重以下部分。

  在所有有关中国经济能源的社论中,两个主要话题是人民币升值和中国的能源(石油)政策。在这两个问题上,《纽约时报》的观点非常清楚:反对美国国会提出的逼迫人民币升值的议案;对国会反对中石油收购尤先科公司持反对意见。从表面上来看,时报的这种舆论对中国是有利的,但是其背后考虑的出发点却是美国的经济。例如2005年4月21日的社论“谴责中国?(Blame China?)”,从题目上来看,该文对是否批评中国提出质疑。但是从其内容来看,文章深刻分析了美国对华贸易逆差的原因,分析了中国以美元为标准的汇率政策的原因,以及中国政府为何在改动人民币汇率方面如此谨慎。文章认为国际投机资本的存在是目前中国房地产市场泡沫的原因之一——中国如果小规模提升人民币价值,那么会有更多的热钱进入,如果大规模提高人民币汇率,则会损害美元持有者的利益。对于像中国这样一个金融体系不是很健全而经济又高速发展的国家,实行这样的汇率政策是可以理解的;从美国本国的角度来考虑,即使是人民币提升20%,美国的贸易逆差也只能削减1/5左右。因此,美国没有必要逼迫人民币升值,美国的根本问题是没有或是无法生产出替代中国产品的产品,同时国家和个人的大量借款也促使美国对待人民币升值这一问题慎重考虑。

  2005年7月22日的社论“中国重新定价了人民币元”一文中,该文章对中国的人民币升值提出表扬,赞赏了中国的行为。社论说,现在应该为中国的行为鼓掌,但是对人民币升值所带来的危险也应该引起注意。人民币升值可能导致投机资本涌入中国,加重中国的泡沫。国会中那些反对中国的议员也应该好好考虑下怎样才能长远地减少赤字。这才是应对全球经济不平衡的主要措施。国会越是早一点认识到全球经济的不平衡,美国自己的事情就越好。在固定汇率时期,中国会购买大量的美国国债,但是在浮动汇率时期,情况可能不会如此。如果美国无法消除自己的大规模的赤字,那么美国仍然需要中国购买美国的国债。社论最后呼吁:中国需要一个固定的汇率来保持一个良好的经济发展,但是如果美国能够应付(因人民币升值带来的)问题,那么人民币汇率的浮动对国际经济来说也是好事。

  社论话语的主要功能在于影响舆论观点并给出具体的建议。《纽约时报》的社论也不例外,在这一话题中,社论给出建议和意见的例子随处可见。例如2005年5月6日的社论“一个崛起的中国”(A Rising China)中,提出应对中国崛起的策略:通过与中国就地区问题达成互相理解,美国可以与中国在将来国际事务中减少摩擦。美国目前要注意的问题是:(1)日本问题:目前鼓励日本在涉及台湾问题上宣布自己的安全利益是不合适的,美国应该帮助中国和日本建立友好关系;(2)对于任何一方对维持台海现状所做的努力都应该支持和欢迎;(3)欢迎中印双方保持友好关系,但是应该看到一种地区关系的不平衡开始出现。华盛顿必须调整政策应对一个崛起的中国,亚洲未来的和平和繁荣维系于此。在尤先科并购案中,虽然社论不支持国会的反对意见,但是还是给出了很多的建议和意见。例如社论“中国人的力量,美国人的弱点”(Chinese Strength, American Weakness)认为,不论这场收购案的结果是什么,美国应该对这一事件感到高兴,中国提醒“我们”该调整我们的经济政策了:首先对中国经济增长的一个很理性的方法是美国政府应该怎么做、怎样保护自己,实现自己的增长。其次,美国每天 60%的石油消费需要进口,美国石油的进口地区主要集中在波斯湾地区,而美国金钱的流入没有改变该地区的经济发展平衡或是民主建设。美国石油进口的其他地区则多为矛盾冲突多发地区,一旦发生冲突,石油供应就会受影响。文章认为,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法也很简单:提高石油的利用率,寻找替代产品。美国需要更加开放的市场,需要更节省的工厂;(4)不能把美国工人工作的流失归结为人民币的原因,美国政府应该投入资金培训失业的工人,也不能指责中国政府导致了其目前的处境,这种处境是政府政策的结果。社论最后说,不论中国多么强大,只要美国在它最好的时候,中国就永远不是它的对手。

  对中国来讲,时报社论也给出了中肯的建议。2006年12月20日的社论“指责中国”Talking at the Chinese)指出,美国的问题是美国人自己的问题,而不仅是人民币的问题,美国在贸易谈判中对中国强硬是正确的。北京必须在贸易争端,特别是知识产权方面担负起应负的责任。中国政府也应该改变自己的政策,应该完成一种从出口到满足国内需求的转换,也包括采取一种更为灵活的人民币政策。无论中国做什么或是不做什么,美国都必须要自己治疗自己的病痛。最好的开始就是承认目前绝大多数问题都是自己的问题,“所有的合作只有美国带头做出牺牲才能实现,让其他国家减少石油需求而自己却继续支持它的非常耗油的悍马汽车,这种做法丝毫没有效果。”(

  在所有《纽约时报》对华社论中,对中美双方之间的合作和协商的诉求是一个重要的线日社论“他们怎么敢使用我们的石油?”(How dare they use our oil?)中,社论作者提出,

  (1)很明显,布什先生和胡先生必须采取切实有效(a real and meaningful)的方法来应对能源问题。只有美国帮助中国发现可替代性的能源,并表明美国也是这样做时,这一问题才可能解决。

  再如,2005 年 5 月 21 日社论“人民币转移”(The Yuan Diversion)中,作者指出,“华盛顿依赖中国的资金来解决贸易的逆差,我们不应该把中国当成敌人,诚实的会谈和合作才是最明智的”。

  社论话语对合作和协商的诉求反映了中美关系的历史变迁。“9·11”事件很大程度上修正了布什政府对安全威胁的判断。美国更加重视“大国协调合作”对付各种新型威胁的重要性,这为中美关系的改善提供了安全环境上的“机会之窗”,也为华盛顿重新认识中国和中美关系的重要性注入了新的因素。中美两国在反恐领域进行了有效的合作,中国在反恐、冲突地区战后重建、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控制朝核危机及推动和平解决朝核问题等一系列领域内都发挥着相当甚至主要的作用,得到美国舆论和政府的认可。美国对中国的形象认识又开始发生了转变,中国不再被看成是美国最大的威胁,而是一夜之间成为了美国反恐战争中离不开的合作伙伴(Cambell,2003)。一些学者认为,这种合作背景再加上经济全球化和中国的和平崛起,中国与世界以及美国的联系更加紧密,相互影响和依存度逐步加深,美国对中国的了解也发生了深刻变化。中国形象更为具体、鲜活,不再局限于抽象和概念化的“神秘的社会主义国家”形象(何英,2005)。

  任何一种话语都会涉及到价值判断。这种价值的判断往往与话语中的态度有关。近年来,话语中的态度研究构成了话语语义研究的主要内容。在《纽约时报》社论中,态度词的使用构成了建构“我们”与“他者”的主要方式。在提到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所带来的其他社会问题时,《纽约时报》2005年1月9日社论“一个中国必须克服的鸿沟”(A Divide China Must Conquer)指出,

  (2)关于中国是如何使其经济腾飞的数据之后是有关于人的故事,是一个十八岁的学生写的文章解释他为何在付不起上大学的学费后自杀。王林成(音)在一条因为污染而颜色发黑的、粘稠的,充满工业有毒物质的小河边向记者数着死于癌症的人数。这些个体,这些由《纽约时报》的约瑟夫和吉姆描述成文的个体生活故事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关于穷人和富人之间鸿沟的线索,一个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生活鸿沟的线索。这是中国繁荣背后的黑暗面。

  社论作者在具体讲述了一些细节的基础上,最后总结指出“这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另一个更为阴暗的方面”。这种态度词的使用以及总结性话语的使用成为建构社会信仰,改变社会认知的重要的方式(van Dijk,2009)。虽然社论的主题是经济话题,但是作者往往把经济话题与中国的政治、言论、人权、环境污染等问题联系起来,总是试图把中国建构成一个“存在危险的”、“不确定”以及需要“拯救或是帮助”的国家。这种对“他者”的否定建构更加凸显了美国国家的积极形象。

  代词是衡量一个话语受众策略的重要指标。在整个有关中国经济能源的社论线次用到人称代词“we”,其中4次出现在直接引语中,另外5次则用来指代“社论的作者”,即社论的立场,例如:

  (3)关于这点清晰以及及时的意见也应是受欢迎的——尽管我们怕白宫会不感兴趣。

  以上例子出自社论“打开俱乐部的大门”(Opening up the Club)(2006年9月7日)。社论欢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改革,支持该组织给与中国、韩国、土耳其和墨西哥更大的投票权。社论认为,中国占世界国民生产总值的15%

  ,但是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只有2.9%(将要增长到3.9%)的投票权,这是一场早就该进行的改革。世界需要一个让人可以信赖的组织,这一组织不但能提供现金,能对那些贫穷的、受危机折磨的国家提供药方,而且能对那些富有的国家提供方向和坦诚的批评以保证它们的问题不会拖累世界经济。布什政府应该是这一变化的冠军,他们希望中国在全球事务中承担更多的责任:要求中国改变人民币的汇率政策,这样对双边贸易关系有好处。但是社论却认为,对中国的建议不能只有这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应该去看看到底是谁购买了中国廉价的商品,又是谁拿走了中国的存款,中国是一个有能力的国家。但是美国政府应该削减其巨额的贸易逆差和预算赤字,为了全球经济的未来保护自己的经济。社论最后指出,欢迎这一组织能发出更多的声音,但是我们担心美国可能不太关心。

  在社论话语中,第三人称复数“they”出现了37次,是所有人称代词中出现频率最多的一类。They的高频率出现说明了社论试图建构一种中立的立场,例如:

  (4)这有助于解释中国领导人对人民币升值为什么那么恐惧。为了贸易关系和对自己经济更多的控制,他们迟早需要更为灵活的货币政策。

  社论在评论中国的经济时指出,中国的领导人对人民币升值感到紧张。“他们”早晚需要一个灵活的汇率政策,这既是为了贸易关系也是为了更好地控制“他们”自己的经济。第三人称复数代词的使用使得说话者与受众存在一定的距离,进而表明了《纽约时报》社论试图建立一种中立地位的意图。第三人称代词不但用来指中国,也用来指代美国,例如社论在批驳美国的新保护主义时指出,国会的新保护主义的议员们对他们的要求应该谨慎。

  (5)如果中国将现行货币政策不与美元挂钩,或者与美元完全脱离关系,那么就不必以目前这种急速增长的速度去购买以美元为基础的资产。结果会导致美国利率上升,甚至是飙升,其结果则是美国经济增长的下降。因此,国会中的新贸易保护者应对他们所要求的认真考虑。

  与第一人称代词相对是第二人称代词“you”,在这个我们所分析的语料中,第二人称代词只出现了一次:

  (6)如果你把加拿大算进去的话,北美燃气供应依然相当充足。美国也能依靠煤来发电。煤炭如今是该国一半电力的发电能源。

  以上的分析说明,在《纽约时报》的经济类社论中,有关中国、美国和《纽约时报》三方的身份建构过程中,《纽约时报》更趋向一种中立的地位,这一身份特征表现在社论的人称代词的选择上。第三人称代词的选择建构了一个相对独立的社论立场。

  在新闻语篇的建构过程中,为了能再现新闻的客观性和真实性,作者往往在新闻语篇中大量使用转述形式。转述形式包括直接引语和间接引语,前者忠实地引用别人的原话语,后者只是对命题内容的转述。从对话性的角度来看,直接引语和间接引语是作者操控话语声音重要手段之一。纵观全部语料,我们“听到”的是美国国会议员舒默、美国前财政部长斯诺、前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等人的声音,而来自中国本土的声音则没有在社论线个文本中,中国的声音只有两处,而且都是以间接引语的形式出现:

  (7)威胁开始于上月,夏斌(音),国家智囊团金融研究中心主任说,中国应该使用大量投资于美国国债的巨大外汇储备作为双边会谈的讨价砝码。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纽约时报》社论在代词的使用方面努力呈现一种“我们”(社论委员会),而把美国和中国看作是与之不相干的“他们”,但是在话语呈现方面,却呈现出一边倒的趋势,明显是在“凸显”美国利益的观点。中国则被明显背景化了,在社论的话语中,中国成了一个默默无闻的“客体”,而不是一个应该有自己声音的第三大经济体。

  以上分析说明,新疆城市建设从话语传播的对话性视角考虑,《纽约时报》对华经济社论首先提倡一种合作,并积极倡导美国的领导作用。这表现在社论虽然给与美国很多的建议甚至是责备,但是出发点都是美国的国家利益。其次,社论在呈现观点时力求一种中立的立场,这种立场表现在对国际利益的诉求和对中美双方的建议和指责。但是从更深层次的角度考虑,社论又是完全服务于美国的国家利益,对中国的建议,对美国某些议员或是官员观点的反驳,无一不是服务于美国的国家利益。第三,中国的声音往往出现在间接引语中,中国只是作为一个背景化的客体出现在社论话语中。

  )中就提到,言语是一种行为方式,词汇则是这种行为产生的工具。近代语言研究中,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论以及言语行为理论都强调了语言的行为本质,而在过去的十年中,“交际是一种行为”成了一句时髦的口号(Renkema,2004:11)。Gee(2003:1)在界定话语的功能时提到,“如果要我不得不挑出人类语言的一个基本功能,那它不是一个而是下面的两个:语言是社会活动呈现的基础;语言是人类与某一特定文化,社会群体和机构建立关系的基础。”(Wodak,2006)社论作为一种论说体裁,其主要目的在于表达观点,进而影响受众,改变受众的认知。② 有些学者认为这是巴赫金的笔名,见叶起昌. 批评话语分析与批评实在论[J]. 外国语言文学,2004(1):21.

  ③ 参见马克、刘立华. 西方媒体中的讽刺和辩论传统[J]. 对外传播,2010(4).

  ④ 国家统计局2011年3月24日发布的报告显示,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占世界的比重,从2005年的5.0%上升到2010年的9.5%。

  [10] 马克、刘立华. 西方媒体中的讽刺和辩论传统[J].对外传播,2010(4).

  [11] 叶起昌. 批评话语分析与批评实在论[J]. 外国语言文学,2004(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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